研究(富勒，2008)。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呼吁扩大对代码的理解，大大超出其技术定义(Berry,2011;富勒，2008;Kitchin & Dodge,2011;麦肯齐，2006)。软件研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软件的东西”(富勒,2008)，其中什么是“东西”仍然相对开放的解释。这种概念上的开放性可能是软件研究与计算机科学方法的区别所在，因为软件被视为“关系、形式和实践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麦肯齐,2006:19)。这并不是说，对软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对象感兴趣的学者忽视了物质性或技术操作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呼吁扩大对软件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理解的同时，软件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对软件的技术和功能维度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在他的著作《协议》(Protocol)中指出，“对任何给定的技术都有技术和理论的理解，这不仅值得，而且是必要的”(2004:为了理解在“控制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加洛韦认为，从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是HTTP等协议)如何工作以及它为谁工作的问题开始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不将软件或算法的技术细节作为社会学或批判性探究的一部分被视为有问题的(Rieder,2017:101)。虽然媒体学者对编码技能对于批判性理解软件和算法的必要性的评估存在分歧，但一些技术知识显然是可取的
如果扩大对软件和算法的理解并不一定意味着从分析中抛弃技术细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一种观点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类似观点的启发，认为软件和算法是复杂的技术系统，不能仅仅用技术来描述因为它们的本体论地位仍然不明确。正如麦肯齐所说，软件具有“可变本体”，这表明“实体的本质是不稳定的”(2006:96)。软件的可变本体论意味着“何时何地它是社会的或技术的、物质的或符号学的问题无法得到决定性的回答”(2006:96)。类似地，吉莱斯皮认为“算法’实际上可以作为社会技术集合的缩写，包括算法、模型、目标目标、数据、训练数据、应用程序、硬件，并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努力联系起来”(2016a:22)。此外，正如Seaver所指出的那样，“算法系统不是独立的小盒子，而是庞大的、网络化的盒子，有数百只手伸进去，调整和调整，交换零件，试验新的安排”(2013:10)。回答什么算法超越了其技术定义的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它们视为某些意识形态或特定的世界制造方式的铭文(Goodman,1985)。例如，学者们分析了支撑搜索引擎和高频交易的算法逻辑，分析了它们是如何被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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