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在于评估方式向计量学领域的转变确立了计算评估(L’expertisecalculatoire）的合理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专业权威（autoritéprofessionnelle)（Desrosières，2010)，而专业权威是多元的、矛盾的，并且是可协商的。
- 对国家绩效的追求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条件下，追求绩效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国家无法保持其本质，会渐渐转变成提供服务的实体。在极端现实主义的姿态下，新自由主义国家依靠着“自动导航”手段，认为这些“管理工具”(instruments de gouvernement)(Lascoumes & LeGalès，2004）对于政府行为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国家的“性质”在此之后发生了转变。艾伦·德罗谢尔（AlainDesrosières)向我们展示了统计工具及其应用在什么程度上与国家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举了四个相继历史时期的例子。首先是通过促进生产和人力发展而推动的“工程师国家”，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统计、产量统计以列昂惕夫式的投入产出表(Desrosières，2000)。而18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注重的是市场和价格，德罗谢尔认为，它与强调“市场透明度”(市场的主要方面）的统计工具具有紧密联系。自由主义国家时期也是刚刚开始进行国际数据比较，评估各国“国力值”(Fourquet，1980)的时期。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把政府行为建立在总需求及其构成基础上，德罗谢尔认为，与之联系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以及根据全球经济危机早期迹象进行的经济形势分析。这些宏观国民经济统计渐渐地转变成了国家之间数据的比较，这种做法从1980年开始形成体系(Vanoli，2002)。最后，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德罗谢尔考察了多种统计数据，指出这些数据的三个主要特点使它们非常具有可塑性并且非常易于应用。首先，由于这些数据来自于激励型国家(l'État incitateur)，这种激励性既是对其“公职人员”而言，也是对于国家的使用者而言的，新形式的统计正是将公职人员的绩效作为国家数据进行统计的。法国的“现代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2001年颁布的金融业组织法(LOLF, 全称为la loi organique relative aux lois de finances)以及2007年7月10日颁布的公共政策全面审查法（RGPP，全称为La révision générale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这两部法案作为国家性质转变的机制发挥作用。贝塞斯(Bezès，2009）指出，LOLF这种机制，如同其设计一样，成了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典型的断层。而RGPP所激发的机构重组的结果是，作为生产者及服务提供者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绩效，与公共政策评估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一个部门的预算提案是该部门符合公共政策要求的所有项目的集合”(Bezès，2009)。接受审计的项目被规定了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被分成具有针对性的、数据化的业务目标，通过这种服务方式来执行政策。这类统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测算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干预范围倍增，以及量化的可能性增加（环境统计、范围扩大的社会统计、健康统计、个人安全统计等)。在上述的所有例子中，“都通过协商建立起了某种判断和记录当前问题的统计数据模式、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中分配责任的机制，以及溯源地评估政府行为的方式”(Desrosières，2000)。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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