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几个这种反作用的案例。
(一）学术研究：从研究者的生产率到评估的生产率
在学术研究中，评估教师及研究人员生产率的主要标准是个人在不同级别的类型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这样做有两个优势：一方面，这项唯一的标准非常清晰明确；另一方面，它能够在评价的过程中对边际劳动生产率做出预估。文献计量学实际上也促进了评估行为的自我控制。
然而，这些既有优势掩盖了评估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为了增加文献数量，或是把教师和研究人员变成“生产者”而一味追求发表文章的数量，难道一定有利于各种科研任务的实现并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吗？这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生产率的衡量真的能够保证个人的科研质量和整体的科研质量吗？就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来说，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让我们对此表示怀疑①。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为代表的许多作者都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过去在理论方面的思考范围已经很大程度地缩小了，因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们最应当研究的问题被局限在一些集体性问题的探讨上，而这些探讨一方面以形式化的微观经济学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以对“经济人”表现的刻板研究为特征(克鲁格曼Krugman,2012)。与此同时，这门学科对经济学家脑力劳动最基本的功能又持否定态度。该功能就是“抓住制度结构和生产要素之间微妙的联系，于是这门学科“就这样一下子矗立在社会科学领域，密切地关注着经济运转方面具体的、历史的、司法的各种细节”（Postel，2011，p.50)。这种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产出”的考虑方式被双重地压缩了：在一个本身就被缩小了的经济学领域里，把参与者的概念缩小为文章的“生产者”。此外，“生产者”这个词还被研究评估及高等教育局（Aeres)所采用。这导致这样的评估方式成了衡量教师和研究人员工作的唯一标尺。
第二章服务业经济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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