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表示，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维也纳狂欢节和舒曼的音乐，而不是瓦尔坦（Sylvie Vartan）或希拉（Sheila）的歌曲。对此好恶的判断可以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把他自己与喜欢瓦尔坦或希拉歌曲的小资产阶级区别开，同时借助资产阶级精英把自己与其他阶级区别开的方式，消除与资产阶级精英之间的隔阂。这样一来，从本质上讲，舒曼和他的音乐几乎失去了价值。舒曼音乐的美学价值不再进入这个等式：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消除舒曼音乐的美学价值的倾向显而易见。什么削减了，什么贫乏了，阿多诺对音乐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评论不无启迪。
事实、数据甚至统计的积累显示了期待证明的，但是，这个积累本身什么也没有证明。相反，这个积累不利于以实证知识的名义摧毁可能性这个“现实主义”论点。这个论点主动地支持了一个神秘事物，从实现了的现实出发，放弃可能性，不经批判地承认这个实际存在的。黑格尔当然认为，与实现了的现实一样，可能也是实际存在的。
(c）战略地。新右翼在这里露头了。新右翼这样讲：“左翼没有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情，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要求。左翼政治家基本上是雅各宾人。即使左翼政治家佯装放弃集中的信念，他们也不会从集中那里实际退却。如果左翼政治家放松对差异的控制，如对区域差异的控制，那么，他们还是要确保中央和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在确保中央和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上，左翼比起新自由主义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新自由主义不谙此道。受支配的年轻人的需要、妇女的需要、区域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它们不过从左翼那里得到不冷不热的支持，更多的是言语上的支持。让我们从左翼那里接受这种错误的教训。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正允许以它的名义、受到它的影响，而且似乎从属于它的理论概念和指南从它手中溜走。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左翼必须拿出什么来反对单一，反对国家都承认的商品单调呢？资产阶级营造了西方社会可悲的、全面的、日常生活的单调，这是另一种同一，它不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也不受到多大的威胁，这种同一可以归结为：劳动的同一，劳动者的同一。左翼仅仅在无差别的角度上，在相似性上，或者在国家定义的抽象的一致性上，憧憬平等，提出平等。迄今为止，这些左翼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没有成功，他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这不是因为他们在推理、计算和推测上的某种失误吗？这些左翼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没有认识到差异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不同物种、人、群体和阶级、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意义。差异是质上的，或者说，差异不是差值。存在差异意味着有较高或较低的类型。宣布差异’的那些人断定，不同人之间在智力、道德和生理上不相等。另外，差异归结到一般性，如人’和他的多种‘权利’，‘权利’与人’一样抽象，权利’与它们所涉及的对象一样抽象，反映这个主题的人不再相信它们所涉及的抽象的对象。只有公开承认和宣称的不平等给差异赋予了含义、价值和具体的意义，实际上，那些差异一直都被简化成事实，或者被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以乌托邦的方式加以鼓噪。当人们实际经历了不平等，而不是假意去拒绝不平等，他们总是把那些不平等作为差异而接受下来。比起其他的孩子们，统治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接受文化、科学和知识，谁能拒绝这一点呢？文明有高有低，文明有成功的和失败的，如果我们从‘文明’出发，而不是从‘社会’的层次概念出发，我们能够否定这样的观点吗？左翼平均主义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是徒劳无益的，左翼平均主义谴责文化衰败。自马克思坚定地把无产阶级认定为哲学的继承人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只有在将要摧毁文明的危机和斗争过程中，左翼所要实施的才能成为法则和规范。当大变革幻想旧的腐败社会在大屠杀中再生时，黄金时代离它们该有多远！当我们打算谈论特征时，特征等同于基因遗传。特征是本质的，而不是相对的（关系上的），特征必须仔细地保存下来。这个论点以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为基础。作为一门新科学，生物学带着不可避免的矛盾，重新回到了中心舞台，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生物学家施密特（Schmidt）和海克尔(Haeckel)在1877年就这样讲过，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不真实的平等是与任何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绝对不平等完全矛盾的’。”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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