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奥菲明确认为，“因为积累的过程在形式上具有政治性这一事实，阶级的性质必然受到改变”。事实上，当我们采纳与单纯的商品生产有所不同的有组织的积累的视角—与积累相伴的是本质上具有行政性的手段和社会调节的形式，定义阶级的参数必然会有所变化，正如决定危机转变的顺序会有所变化一样(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第27-63页)。然而，论述到这里奥菲就停止了，因为回归意识及其集体重组和再构型的呼吁无法保证解决定义阶级的问题。奥菲的分析停在了规定阶级的空无中，但这对分析的展开会产生直接的后果。政治体制似乎也有赖于其稳定性，并且在实质规定的空无中的危机中摇摆。因为排斥了两个阶级之间对抗的“旧的”概念，在现实中消失了的是体系运动的逻辑。重提国家结构的全面结构以及政治与经济进程日益一体化趋势中的危机问题，并没有解决进程的阶级性质、动力机制、方向以及意义问题。这只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重提问题—而我们应该强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①
那么主导着动力机制和危机的是什么呢？一旦当下国家的计划性和普遍性得到确立，问题如何能被再度提出呢？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处理，并且得到答案，同时特别专注于国家与单个资本家辩证性集合之间的残余关系。①特别是埃尔玛·阿尔特瓦特非常巧妙的论述说(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点相契合)，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国家理解为只是为资本所利用的政治或制度工具”，那么国家让资本的社会存在意识到集合体的特殊形式必须包括单个资本家的全部竞争性辩证法(见《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在这个框架中，不能认为价值规律—及其运作的有效性—被替代或取消了，它们只不过得到了修订。在如下意义上被修订:国家—虽然用基建性和过渡性的干预来肯定和协助市场的运作—被呈现为某种真空，被认为“在资本社会中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被呈现为“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消极限制”。这是一个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既是(总体化)的前提也是(价值规律运作—就像单个资本家之间不一致和平均的法则的)效果。资本变得更具自主性这一过程内在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本质，但是却被置于否定性的关系中—这是辩证意义上的否定性，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向增殖发展的趋势。国家保障资本主义的关系(保障它们得到更大的扩展)，前提是国家要以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运作，因而并没有成为价值增殖的直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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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这个批判得到了如下分析的启发，见萨尔代-比尔曼(S.Sardei-Bier-mann)、克里斯蒂安森(J.Christiansen)和多尔赛(K.Dohlse)，《阶级统治与政治体制：对奥菲近期作品的批判性阐释》(“ClassDomination and thePoliticalSystem: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by Claus Of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