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理论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得以确立，且从这些前提出发——其各自的强度随着赋予单个资本家辩证法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危机的基础被削去了。让我们来考察几个案例。在沃尔夫冈·穆勒的作品中，国家计划从属于单个资本家辩证法的强度似乎以最为极端的形式出现(见《市场经济中社会政策的限度》[“Die Grenzen der Sozialpolit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在这里，危机表现得就像是不均衡和流通的危机。对阿尔特瓦特来说，因为国家和市场的价值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从根据相辅相成的紧张关系的平等视角而被看待的，危机从质的方面得到呈现(见《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滞胀之所以是危机的象征，恰恰因为两个环节在其中汇合了:国家干预达到渗透生产的物质(否定性的，基础设施的)条件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在质上的危机，因为价值只能取决于市场的运行。简言之，以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方式而运行干预的国家可以避免崩溃，但是因为国家并非价值增殖的要素，最终就只能决定停滞或新的危机形式。最终，虽然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假定国家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并且认为私人资本是此过程的驱动力，但他并没有坚持另类选择的存在，并且在危机阶段看到了相互依赖的增加，或者无论如何，得到了强化(见《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度》[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我认为论述至此我们已经触及了我们分析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另类选项。让我们重提恩格斯的论断：国家将自己构型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从而“不需要私有财产的控制就能维持私人生产”。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反杜林论》，第330页；见前面的论述《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很明显，这个定义应该置于动态的和趋势性的意义上，但同样清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转变为生产实体的过程得到精确的决定，因此必须考量两个思路：国家和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重要；由国家所调控的剥削进程在日益扩展和深化。我们已经看到，结构理论如何跟进并且描述剥削过程的扩展及其在国家中的重新定位—但是依然不能在社会领域中决定剥削关系的具体性，“从而倾向于将服务于剥削的有计划国家的形象定位在无关紧要的限度”。从对这种悬而未决性(inconclusiveness)的批判转移，回去指认市场机制中价值增殖和危机的源头，这如何说得通？将有计划的国家还原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性”或“残余性”要素，这如何说得通？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要么我们否认当下国家的有计划性质(但只有盲人才会这么做)，要么如果得到承认，不可能重新引入带有单个(且私人的)资本家的中心化的辩证法。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很显然应该谨记于心，但也应该以次要的方式(如记录性的材料所显示的)来考察。作为清晰且确定的替代选择，分析应该被带回到资本和作为其代表的国家共同形成的“理想的和总的”复合体中，并且根据阶级路线和工人视角的拓展，在这种总体性中揭示剥削的真实机制—在这些机制于这个新的维度中出现时。对国家的结构分析因为对危机的分析而得到完善和完成，与之伴随的还有对于无产阶级技术组成与政治组成的重新定义——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意义上进行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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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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