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向罗尔斯提出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自由主义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主体的性质和能力。他首先试图去揭示隐含在罗尔斯话语中的主体或自我理论，然后尝试去评估其能否完成道德任务。这个方法让罗尔斯的论述有了新的认识，并且让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突然显得非常虚弱且难以立足。自由主义主体的虚弱状态是桑德尔研究中的首要关怀和主题：“自我在论述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消解为彻底离身化(disembodied)的主体或者崩解为彻底情境化的(situated)主体的危险”(第138页)。在更为细致地考察对罗尔斯式主体的这种概括之前，我们目前应该充实桑德尔借以展开其批判的视角。桑德尔将现代的主体理论视为由一对危险所威胁的危险领域：必须跨过进退两难(Scylla and Charybdis)的通道才能提出道德哲学。一方面，因为主要从智识的视角来看待自我，主体理论会犯错——这是“彻底的离身化”因而也是彻底自由的主体;另一方面，主体理论可能因为过于物质的(material)视角而误入歧途——这意味着“彻底情境化”和由此得到规定的主体。然而，虽然道德理论的核心困境——关于自我的相悖的概念——在桑德尔的研究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其本身并没有得到详细论述,只是被当作想当然的前提。
事实上，为了把握这种主体理论的整体发展，我们应该转向查尔斯·泰勒的作品。在其对黑格尔的研究中，泰勒以非常宏大和全面的术语提出了问题：(1)主体理论是现代思想的根本性场域；(2)现代哲学——事实上是现代文明本身——中存在两种主要的对立的思想和感知(sensibility)潮流；以及(3)黑格尔在其主体即具身化的精神理论中提出了这两种潮流的综合。①第一种潮流——泰勒在赫尔德那里发现了最完善的表述——主要体现在宇宙表现性的一体性(cosmic expressive unity)的浪漫主义观念：“表现主义观念的一个核心追求就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的自我一感受与对所有生命、对有生命的自然的同情相统一”(《黑格尔》，第25页)。因此人并非与客观世界相对立，而是被包纳在现实的宇宙主体之内。现代思想的另一个潮流——这在康德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论述——关注的是启蒙主义的人类道德自由的概念，并因此提出了智识的理性的主体。“我’为纯粹的形式性律法所规定，而这种律法只是作为理性的意志在约束我，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宣称，我’独立于所有自然的考量和动机，独立于主导它们的自然因果律。”(《黑格尔》，第31页)这种激进的人类自由概念将人类呈现为具有自决能力的，这并非因为人类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因为人类是由理性的、道德的意志所构成的智识性的存在。在泰勒看来，这两种潮流，这两种关于主体的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构成了现代思想和文明的关键参数。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至关重要且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好地克服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将“康德式主体理性的、为自己立法的自由，与时代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表现性一体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黑格尔》，第539页)。泰勒作品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对主体理论核心地位的关注。他将现代思想史解读为两个部分性(partial)主体之间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矛盾，这种解读策略为黑格尔主义的替代方案——即“彻底的自由和整体性表达(integralexpression)之间的统一”(《黑格尔》,第43页)——提供了基础，或者说创造了必要前提。考虑到其论述的出发点，其他任何解决方式都是部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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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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