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特征似乎由如下事实构成—即技术一科学的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它是全面的且在质上更高级的社会劳动综合的形式。换言之，活劳动首先表现为抽象的和非物质的劳动(从质的角度说)，复杂的和协作性的劳动(从量的角度说)，以及越来越具有智识性和科学性的劳动(就形式的角度说)。这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恰恰相反，人工语言、控制论技术附件的复杂组合、新的认识论范式、非物质性的规定以及通信机器之内的技科学劳动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相互融合。这种劳动的主体即社会工人，是一个赛博格，是一个不断穿越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边界的由机器与有机体组成的杂合体。①这种工人的劳动应该被定义为社会性的，因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关键过程所依赖的一般前提就处于这种劳动的控制之下，而且也要有所调整来适应它。整个社会都被活劳动的这种新构型所开启的价值生产过程所渗透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渗透的程度如此之广，以至于剥削表面上好像消失了或者说，看起来剥削只限于当下社会那些不可救药的落后地区。然而这种表象很容易破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力量彻底控制了活劳动的新构型，然而它只能从外部进行控制，因为它无法以规训的方式侵入新构型。于是剥削的矛盾被置换到非常高的层级，在那里，受剥削程度最深的主体(技科学的主体、赛博格、社会工人)因为其创造性的主体性而得到承认，但同时也在其所表达力量得到管理的过程中被管控。正是从这个非常高的管控点，矛盾渗透到整个社会。也正是因为与这个非常高的管控点的关系，整个社会中剥削的场域趋向于联合，从而将所有的自我价值增殖的要素(无论这些要素是从什么样的层级出现的)都置于对抗性的关系中。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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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篇关键文本，在理论上发展了非物质的、技科学劳动主体的概念。这个新的劳动主体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中识别出来，这些运动整合了高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能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抗议对女性身体进行生物医学治疗的女性运动以及质疑艾滋病研究和治疗方法的艾滋病行动。见爱泼斯坦，《民主的科学？艾滋病行动主义和遭到挑战的知识建构》；以及特雷切勒(PaulaTreichler)，《如何在流行病中生产理论：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的演化》(“How toHaveTheory in an Epidemic:The Evolution of AIDSTreatment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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