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限制并不是绝对的。你可以随时决定远离大数据，但这或多或少会造成社会边缘化。综上所述，这种问题（“退出成本”的问题）与中世纪农民的问题并无二致。为了摆脱奴役，他们不得不面临逃离封地的危险，并试图在已知世界边界上的一块只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与世隔绝。
另外，生产者则面临着绝对的约束。任何公司或平台工作者都是数字环境的一部分，该环境必然会接收其活动产生的部分数据，并反过来支持其活动。当然，仍然可以选择更换平台，但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如此之强，即使存在替代方案（并非总是如此），即使可以收回数据（这更加罕见），高昂的转换成本也造成了这种闭锁状态，从根本上降低了任何退出的可能。
主要的数字服务是无法摆脱的藩篱。从属主体依赖于数字王国，这种情况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统治主体获取经济剩余的能力。如我所言，与这种依赖性和控制盈余并存的格局相对应的理论模式就是掠夺模式。我们必须从这一模式入手，才能了解数字生产关系的经济动态和社会冲突制度。
掠夺性监管的可能性
马克思提醒我们，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要不断降低商品价格。①具有竞争力是企业盈利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一必要条件的企业，活动就会失效—亏损不断积累，最终消失。从总体上看，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市场价值的实现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不过，这场博弈也有一种讽刺意味，正如硅谷大亨彼得·蒂尔所言，个体企业家在竞争中的目标正是逃避竞争：
技术封建主义
① Karl MARX, Le Capital. Livre III. Le procès d'ensemble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op. cit., p.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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