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很多产业停摆，但同时也涌现出很多与数字技术紧密融合的新兴产业。比如线上问诊平台，借助疫情迅速发展，其已经快速形成了足够大的体量，为建立医疗产业互联网新生态奠定了基础。教育产业也迎来了线上教育的发展良机，前些年不温不火的MOOC（慕课）模式迎来了转机，为疫情后教育产业的革命做好了铺垫。铁路运输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也进一步加速了高铁货运产业的发展。制造业也有机会更好地布局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国经济通过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走向“良币驱逐劣币”的产业生态是历史的必然，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只要政策得当、措施有力，就可能把疫情带来的停滞变成转型的拐点。
总之，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具备了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征，我们需要的是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进一步创新生产关系，让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尽快进入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的数字化生产关系阶段，从而让中国成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
未来几年，如何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哲学的领先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大胆创新数字化生产关系，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在整体上系统改变中国的产业生态，通过建设产业互联网释放企业活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让中国经济插上数字生产力与数字化生产关系的翅膀，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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