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认为民族国家甚至不能够利用新技术对其人口实施有效的监控，因为一些半自治地区(甚至是城市)的出现正在慢慢推翻国家本身，民众可以很方便地与千里之外的人们联系，一个全球性的、高度分化的媒体一直都在探查和揭露政客们的图谋(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沉浮，以及他在2001年令人惊讶的回归，当然他依旧面临着未来针对他的法律制裁的威胁。另外再思考一下媒体对政客们的腐败和不端的性行为的持续曝光)。那些忧患奥维尔式的(Orwellian)、任何事情都会被“老大哥”(Big Broth-er)监视的人们，可能会对卡斯特的预言产生更多的担忧：“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秩序森严的监狱，而是一个杂乱无序的丛林(p.300)。”凡事都无根据且不确定，传统被消解了，曾经的信心不留踪影。
为了抵制这个梦魇，卡斯特推论说，行动造就了身份，所以“网络社会”激发了“抵制”(resistance)运动，甚至“规划”(project)身份的运动。然后，作者积极投入对形形色色的抵制运动进行分析。卡斯特并没有对这些反对运动发表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但他把一系列抵制运动视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显著的压制力量所形成的集体身份的铁证。
卡斯特详细阐述了曾经影响卓越且持续作用的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项目导向型(project-oriented)的运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信息时代”的各种压力的反应，因为它们都利用了“网络社会”的设施(facilities)来协助组织传输他们的观念。而且，尽管是地区性的活动，但其能够娴熟地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社会运动在视野、趋向和联系上无不跨越国界。
卡斯特对女性主义的分析表明，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以来通行的规则父权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造成这种状况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妇女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大军，这与信息工作的扩散以及“网络社会”对“弹性”的强调紧密相关；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生物学的控制，最显明的例子是基因工程使女性避免了生育的约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女性主义运动；第四个原因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使构建“地球妇女声音的超级编录(hyperquilt)”(Castells，1996，p.137)成为可能。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富有挑战性的性规范(sexual norms)力量与上述情况相结合，这些性规范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它们都“正在破坏……异性恋形式”。卡斯特提及了“实践的女性主义者”(practical feminists)，以他的见解——“实践的女性主义者”就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生活，为争取新的身份而抗争，使“社会制度去性别化”(p.202)的勇士妇女。
第五章 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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