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扩展这种形式的推论，且涵盖力量崛起的“文化研究”流派的公共领域版本。就此而论，哈贝马斯过于严肃拘谨，以至于不能认识到人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从而可以驾轻就熟地轻松谈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情感、隐私以及感觉。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的确倾向于严肃而重大的议题一—诸如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类似的令人振奋的精英主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置于优先地位。这些都是与思想有关的问题，那么心灵将被置于何处呢？对于关心后者的人来说，那些戏剧性地表现日常人际关系的肥皂剧、拍摄对象未意识到拍摄者存在的纪录片、通俗节目比如《老大哥》、观众参与性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主持的节目、谈话式广播节目以及自制电视等等节目则可以倾听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与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媒体以及传播的更具参与性的形式扩展了公共领域，甚至民主化了公共领域。吉姆·马奎根(JimMcGuigan)对威尔士王妃黛安娜的葬礼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就是此一言论的佐证，该葬礼是在1997年8月末黛安娜突然死亡之后举行，有意与哈贝马斯严肃正式且认识深刻的观念相反，为了把“感情”置于显要的地位，马奎根创造了“文化公共领域”(culturalpublicsphere)一词，并指出了人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谈论“怎样生活”(话题如婚姻、孩子、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弱点等等)。由此，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到“文化公共领域”的扩展。为了变革，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囊括生活中那些被忽视了的领域。彼得·朗特(PeterLunt)和保罗·斯坦纳(Paul Stenner,2005)竟然赋予《杰瑞·斯普林格秀》(JerrySpringer)之流的治疗性的、参与性的以及以冲突为中心的脱口秀节目以“文化公共领域”的标志。
第七章 信息与民主：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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