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人对新兴的、没有儿童的年代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纽约大学的塞缪尔·莫尔斯教授。因为正是莫尔斯发送了地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共电子信息，他对此应负有主要责任。像谷登堡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发明可能导致什么结果，虽然他明确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发的著名的电码信息：“上帝究竟干了什么？”
出于历史的兴趣，应该在此提请大家注意，莫尔斯对用电来传播信息的可能性的痴迷，是1832年在他乘坐“萨利”号(Sully)时发生的。在船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电能够在瞬息被传送到电线所及之处，无论电线有多长。据说，莫尔斯下船时对船长说：“假如哪天你听说电报这个世界奇迹，记住它是在美妙的‘萨利’号上发现的。”
当莫尔斯在“萨利”号上旅行时，查尔斯·达尔文正在英国海军舰队的“猎犬”号（H.M.S.Beagle)上作观察。这些观察最后导致了《物种起源》(The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诞生。传统的说法是，达尔文始于1831年12月的旅行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其结果是驱除了神学的幻想，并代之以科学的假设。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想说莫尔斯的旅行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过达尔文。达尔文提出的观点，影响的大多是学者和神学家。人们甚至可以怀疑他的理论对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少影响，或者它到底是否改变了他们的习俗和思维习惯。在我写此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从事诋毁达尔文思想所包含的各种假设。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和可怜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进化论，人类照样可以生存。可是，每个人都对电子传播的局面。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或凭借何种活，正是莫尔斯，而不是达尔文，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导人们意识的方向。这个事实显然不是为莫尔斯个人歌功颂德，而是证实了克里斯廷·奈斯特龙(ChristineNystrom)所说的技术的“无形的形而上学”。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1860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人们会向莫尔斯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台机器究竟能不能用，电报能传多远，开发这项技术，花费究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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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第一个的信息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他的电报内容是“宇宙，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