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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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1 何罗·安德森，《中西部的柏拉图主义》，宾西法尼亚：坦波尔大学出版社，1963，第17页。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引用托马斯·杰弗逊1787年1月15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杰弗逊谴责英国人企图将美国人的发明占为己有：用简单的一块木头做出轮子。杰弗逊声称新泽西的农民从荷马的史诗中学会了怎样做轮子。英国人从美国人这里照搬了整个过程。杰弗逊写道：“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唯一能读懂荷马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