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垃圾箱摄像头的出现，研究人员还同时发表了学术论文。他们提出的方案无疑出自善意，论文里对此也从未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虑。我们应当让一组公民在另一组公民的监视下做正确的事吗？我们应当把游戏激励机制引入一个此前诉诸职责和义务来发挥作用的过程吗？一个人在环保行为上的“善”能用树叶和金条来精确量化吗？它的量化应该与其他日常活动分开吗?如果你不开车是不是就可以不对垃圾做循环分拣呢?对一个人的垃圾箱进行更大规模的公众监督，会不会导致生态警戒主义的蔓延呢？假如参与者的Facebook好友不再看着了，他们会不会就不再做正确的事呢？
问题啊问题。垃圾箱看起来似乎是最普通的人工制品，却充满了哲学难题和困境。它隐藏在复杂人类实践的世界中，在那里，即便是对表面上无关紧要的行为进行微小调整，也可能导致我们行为的深刻变化。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局部优化（比如在游戏和不断强化的同伴监督的帮助下让人们对垃圾进行循环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以全局性的次优化行为而告终。换句话说一旦在简单环境下的最佳激励机制消失了，在别的环境下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了。一个局部问题可能解决了一却引起了一些我们眼下尚无法认清的全球问题。
5一种众包网络集市，能使程序员借助人类智能来执行目前计算机尚不足以胜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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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