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借助大数据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可量化、可预估的空间，而且它可以随时发挥作用。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能动者，其充当着大数据基础设施的首脑，而且恰恰就是这一能动者将被用于应对未来机遇与风险。因此，AISTIs不仅能创建空间，它们还是“命运机器”(Hasselbalch，2015)，通过利用过去(大数据存储库)来作用于个人与社会，其唯一目的就是控制并且具化现实与未来，使之成为系统设计边界之内的有用之物，而系统设计是由系统数据当中的不同利益博弈所决定的。
换言之，AISTIs是通过大数据流相互关联的时空架构，其在世界当中的能动性被一种看似随机的数据互联性所赋予，正是这种互联性告诉了我们每个人在更大架构当中所处的位置。然而，这是一种不涉及人类意向的能动性，它对我们每个人真正想实现的日标或我们集体应该实现的目标寡然无趣。AISTIs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全能”侦探德克·金特里(Dirk Gently)那样的能动性。他说过。“我还没到达目的地，不过也许此处就是我该安身立命之所”①。德克接受了自己在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中的位置，而这些事物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带到了跨越时间且毫无意义的地方。最终，他以任何人、甚至是他自己都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解开了谜团。在这一过程当中，他没有怀疑，也没有携带任何意向，因为他知道宇宙终将永远把他带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就其本身而言，这就是AISTls对于人类权力能动性的核心伦理挑战。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①摘自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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