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初读本书，我们就被这个“佶屈聱牙”的书名所深深吸引。虽然乍一看不知所云，却又发人深省：第一，数据有什么伦理？如果有，它跟数据隐私又有什么区别？第二，数据又跟权力有什么关联呢？第三，我们为什么需要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第四，人本方法与我们熟知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有区别吗？如果有，人本方法指的是什么？带着上述问题，我们开始针对本书进行认真研读与翻译工作，试图在反复阅读当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于是怀揣着对于人工智能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社会属性的热爱，我们开始这场翻译之旅。
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拨开云雾的启智过程。所谓拨开云雾，就是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外延由未知变为已知的过程。对于专业术语的陌生、对于学科背景的欠缺、对于哲学脉络的陌生，凡此种种，皆为所求。实际上，诸如此类的疑问似乎都在读者兼译者的意料之中：作者通过一次次地引经据典、一次次地案例分析、一次次地重述表达，深人浅出地为读者和译者勾勒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权力的数据伦理学领域的历史沿革、哲学渊源、学术探讨、技术变革、政策背景以及发展前景。得益于此，我们这些“门外汉”起初对于书中所涉猎的专业性内容的畏惧感很快转化为对这一前沿学科的强烈兴趣，并被作者在该技术领域不忘人本主义思考的追求与精神深深折服。
本书作者探讨话题的前沿性对于译者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专业术语的界定方面，尤其需要译者下功夫、细琢磨。比如，“actor”一词是翻译为“行动者”合适，还是翻译为“主体”更为恰当；“AIagent”一词是翻译为“人工智能代理”合适，还是翻译为“人工智能能动者”更为恰当；“civil society”一词是翻译为“公民社会”(用于强调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合适，还是翻译为“民间社团”更为恰当，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需要译者权衡利弊，达成一致。最让人挠头的就是全书题目的翻译：如果没有阅读全文去直接翻译，看似符合翻译的忠实原则，但却让人不知所云。但在纵览全书之后，先用译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书中还涉及诸多法律条款，同样需要我们精确定位其出处，进而实现精准翻译。全书共7章(含导论)，由我本人与王晓将(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合作译成。其中，我负责前三章的初译工作，王晓将负责后四章的初译工作，最后由我本人统稿润色。特别感谢同济大学杜严勇教授的信任，同时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崔霞老师与蔡丹丹老师提供的诸多指导与帮助。杜老师的信任让我们有勇气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推进翻译工作：两位编辑老师的帮助让我们有信心顺利完成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有好书读，有贵人助，方能成事。对此，我们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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