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接合点上，褶子就成了特定的本体论结构和哲学场域，德勒兹宣称以此就能制止从属性关系(affiliation)。作为复本或里衬，褶子分离了说和看，并让每一个使用域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这个间隙在电影的声轨和图轨那难以理解的差异中找到了一种对应物。按照这种分化，认识被分成了诸多碎片或“轨迹”，永远也不能在任何意向性形式中被恢复(FCLT：111，译文有改动)。视觉性和听觉性之间的褶子或褶皱，就是对交流传播之分裂性的通俗比喻。难怪福柯在研究差异性和相似性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研究的，那时，写作正在从其印刷形式中疏散其视觉对应物的力量。那个时候，印刷文化代替了记忆，在修辞学手册中成了标准化的、按照先验图式进行的思维过程，或者说，词语在那时再也不是它们试图体现或类比的那些东西的对应物了，符号开始代替(standin)它们的所指之物(referents)，成为它们所代表之物的自治的“复本”(doubles)。
为了证明褶子如何成为一个主体化的形象，德勒兹把历史召唤进哲学领域。他单刀直人地问：我能做什么？我知道什么？我是什么？1968年5月的事件通过考察可见性、语言和权力的限度，从而详细叙述了这些问题。它们提出了对乌托邦的思考，因此也就提出了对存在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使得在压迫性政治条件下的反抗成为可能，并且催生了对新的主体性而言至关重要的思想观念。在一个历史性配置中，存在(being)是沿着认识的轴线被绘制出来的。存在取决于被认为是可见的和可说的事物；存在取决于权力的运作，它本身被力量关系和特定时刻的独异性所决定；存在取决于主体性，它被展现为一个“过程”或多个场所，“自我的褶子从中穿梭而过”(FCLT：116，译文有改动)。历史只要一出现，就被思考(thinking)所重复或“折叠”。坐标图或新的图表通过促进权力、知识和主体性（在法语中是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自我「soi])的变化，使对立清晰可见。后者被想象为褶子。德勒兹提出，福柯并没有划分出制度的历史或主体的历史，而是划分出它们的条件(conditions)的历史和过程(processes)的历史，它们存在于在本体论与社会领域同时发挥作用的折缝（creases）和叠痕(foldings)中。
15 褶子与折叠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