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列举了“卢旺达儿童”的例子，解释说正因为他们处于一种没有任何公民身份与权利的状态中，才会受到人道主义组织的保护。人权的秘密就在于它使赤裸生命成为权利的载体，使“古代政权中(在那里，出生仅仅标志着一个主体的出现)分隔的出生原则与主权原则，现在无可挽回地被统一在主权主体’的身体中”①。这就为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解释论据，这也是阿甘本选择将生命政治场所定位于纳粹集中营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那里，出生与民族变得异常重要。“归根结底，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都是对人与公民关系的重新界定。只有把它们置于民族主权与权利宣言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才能变得完全被理解。”②总而言之，阿甘本使主权范畴回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话语之中，通过对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关系的描述，揭露了生命政治权力模式与主权权力的隐秘关系。
三、主权逻辑运作的三种模式
阿甘本颠覆了福柯对开始于18世纪的生命权力的假设，重新审视主权逻辑与生命权力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主权逻辑在现代性中不但没有被遗弃，甚至得到了强化，只不过转而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权力与生命之间发挥作用。令人惊恐的不是发现主权逻辑依旧在展现暴力与死亡权力的负面价值，而是它已转变为一种隐匿式的捕获生命的逻辑，一种生产赤裸生命的逻辑。它以保护生命、爱护生命为幌子，向大众隐藏着实质的目的。赤裸生命是主权权力活动的结果，与主权权力存在历史性的关联，而不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权权力的目的不是使赤裸生命变成古希腊bios与zoē似的抽象概念，而是使其成为政治策略、政治技术、政治目标的直接参照。“随着国家日渐参与生命政治’，这种逻辑会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更深入地渗透到人类生命的深处。”①主权逻辑可能成为一种霸权形式，蔓延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生命概念及主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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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he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8.
② Ibid. , p.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