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后，虽然对共同体的重新思考依旧面临诸多社会与政治危机，但政治哲学领域涌现了一大批理论家，他们对未来政治共同体有全新的理解，竭力主张重新思考共产主义或共通体。他们逐渐发现：“它们承担的含义，全然不同于那些从属于……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一个集体的人所共有的东西。”①而且先前共同体的讨论“没能真正地、明确地且在论题上(尽管这里的明确’在论题上’都是非常不确定的范畴)同某种关于共通体的思想相沟通。毋宁说，他们与这种思想的沟通依然是隐秘的，或是悬而未决的”②。欧陆哲学领域再一次掀起了对共同体讨论的热潮。除了巴塔耶、南希与布朗肖之外，最为典型的就是意大利政治哲学领域的代表。例如，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与哈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对现代经济中共同性生产的高度赞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与劳动模式的挑战，寄希望于生命政治劳动生产方式与诸众革命主体的形成，期待后者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埃斯波西托试图从共同体的词源学与语义学角度出发，并注入免疫范式，实现对传统政治哲学共同体界定的颠覆与重构等。阿甘本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诊断认为，所有公民都是潜在的神圣人或赤裸生命。这也就意味着，在建构未来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他对政治革命主体的塑造不会求助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或奈格里式的诸众革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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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