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马克思的交集还鲜明地体现在对生命政治规训权力的看法上。马克思细致地分析了工人在工厂中的境况：工人需要从事低级的熟练劳动，日复一日地守在机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终身服侍机器；工人需要接受专门的操练与培训，从而形成技术性的劳动分工；工厂建立起制度与规范，创建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工人要遵守严苛的生活规定，如有违背会受到惩罚；工厂就是“温和的监狱”。①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在一个不太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②不过，从整体理论规划上来看，福柯更愿意与马克思保持相应的距离。这既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更体现在福柯个人意愿的选择上。“我经常会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在页脚注明出处并附上毫不相干的评论。别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被认为懂得马克思，揭示马克思深邃的思想并为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表感到欣慰。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并且因为别人无法辨别是否是马克思的文章，因此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人。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①可见，福柯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在宏大叙事的内在诉求以及方法论运用上展现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策略选择。当然，我们也要承认马克思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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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2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481—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