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奈格里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塑造了承担新时代革命使命的主体形象。这种单纯预设性的建构性主体并没有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提供坚定可靠的支撑。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论设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诸众的革命潜能虽然被奈格里塞满各种富有奇异性、创造性的想法，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前进一步，追问其如何组织、如何界定诸众的归属、采取哪种反抗形式，他就会变得哑口无言。
奈格里在吸收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积极遥望未来的理论传统以及颠覆现有政治制度与司法机构的主体力量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为突破点，在宏观生命政治视域下重新建构生产方式、主权秩序、劳动范式、阶级构成等要素，展现出完全异质的另类世界。与其说奈格里继承与发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不如说奈格里只是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来自由地舒展自身的革命理论。奈格里的理论演绎与逻辑构序确实存在漏洞与局限性，而且他本人也曾坦言，不知如何回应质疑。他试图做的就是努力解释那些事物，并提出合理性假定。但是，不能否认，奈格里为当代西方激进政治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时代从来都不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态度，但是，在提出另一种社会替代方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乌托邦的境地。奈格里也没能逃离此种命运。不过，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并没有削弱奈格里理论的张力，他的伦理一政治解放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延伸，也凸显了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层次的努力探寻。虽然奈格里没有为政治解放任务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也无法对本身建构的理论逻辑及质疑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但至少为我们探讨革命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思考革命解放实践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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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力、生命形式与共同体：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研究
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