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世界系统理论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核心”和由于“发展落后”被前殖民地所谴责的“外围”之间的关系(Frank1966)，后者显然是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永久储存地。
萨米尔·阿明(Amin2010)给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无产阶级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在北半球，另一个在南半球，由于各自的情况而分裂，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对立，北方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的定居方式进行交易，这些定居方式是由过度开发的南方攫取的财富所允许的，只有南方有革命的潜力。这种分析为一些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扎克·科普(Cope2012)又一次有力地恢复了这种分析。
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供应链驱动的资本重组打乱了“核心”和“外围”的格局。亚洲“龙”或“虎”(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崛起之后，接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特区的出现，然后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出现，打破了欠发达的南半球国家统一。一些地区是工业发达地区，另一些地区则陷入更深的困境。虽然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在许多方面仍然非常稳定，但南半球无产阶级的状况却开始恶化。
到21世纪初，托马斯·弗雷德曼(ThomasFreidman)在2005年宣称的普遍资本主义的“扁平世界”中，有关“全球化”的统治话语通常是庆祝的，有时是忧虑的宣称殖民时期的所有痕迹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奇怪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根据此书，“没有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完全“平稳”的空间，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分裂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两者的工人都成为一个以“非物质劳动”扩散为特征的“大众”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招致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阿明)的严厉批评，因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持续集中，全球南北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尖锐。
无论是第三世界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理论，似乎都不足以应对由控制资本所形成的局面。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其本身是由资本的需求驱动的，以避免内部阶级冲突)产生了一种核心/外围结构，现在处于一种高度的融合状态，导致了之前工业的中心地带，甚至一些高科技业务被外包出去，从而使这个结构陷入了混乱。推动这场运动的，恰恰是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其曾经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工资和监管差异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不受保护的生态圈。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外包和边缘业务也引发了一种反向动力，一些供应链目的地达到了国内工业化足够的临界量，就将自己升级为子公司甚至是资本积累的竞争中心，“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七章 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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