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终于出现的回应危机的社会运动，及其实实在在的占领与数字媒介的鼓吹二者的混合，又一次提出了在控制论资本内部产生的反抗形式的问题。哈特和奈格里用一个《宣言》(Declaration，2012)做了回应：区分了卷入那些起义之中的四种“主观的形象”：负债，反对金融机构；媒介化，起来反对公司对信息和网络的控制权；证券化，寻求国家暴力的保护；代表，拒绝选举民主的腐败。这在描写上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然而，就像作者早期的“大众”概念一样，它无法给这些方面的系统关系给出更多的意义，诸如，他们为什么、如何能在斗争中拥有平民，或者他们有可能在一起工作时面临的困难和冲突。引人关注的是，《宣言》讨论这些主题的地方，其已经返回到更早的阶级的范畴“大众”这个语言曾经试图避免术语化，但是现在显然不可能做到。因此，这本书再次审视了控制论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2008年大萧条的火光之中，在2011年火热的起义之中，提出一个对资本控制论的“后后工人主义”的分析，把其当做一个既不是“工人”的，也不是“大众”的，而是“无产阶级”的这么一个起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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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这个词，源于古罗马术语，用于指代城市穷人，他们除了生物性地再生产自身以外，一无所有。马克思用它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劳动生存的阶级。马克思在写作早期工业革命的工厂劳动的时候，把他们描写为“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劳动获得工资，但是如果这种出售失败的话，也自由地挨饿，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财富可以用来交换(Marx1977：272)。在这种情境下，做一个无产者，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进程和劳动产品丧失控制权，通过竞争市场的关系，通过丧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独立于其他人之外(Marx1964：106—119)。这些共同的情境使得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潜在的革命力量。
因此，“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常被马克思同等使用，意指简单的工资性劳动者。但是，“无产阶级”这个词，能够表达一个更加广泛的出处。例如，正如《尾注》(Endnotes2010：33)中提醒我们的那样，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被理解为，经济意义上来说，除了“工资劳动”以外，意指那些生产和增值“资本”，“并且被扔到大街上以后，对资本的增值来说，很快就会变得多余”(Marx1977：764)。有学者详细阐述了最终的、关键的术语，例如，拉明·拉姆廷(RaminRamtin)在资本主义和自动化方面的著作，表明关于2008年后日益增长的条件，否定了无产阶级作为“阶级，除了其劳动力可以出售以外一无所有，并且他对其物质生产力的操作或分配利用及其本身的劳动都没有决策控制权”(1991：129)。他也对“工资劳动”和“无产阶级”做了一个区分：因为“尽管一个无产者需要售卖他的劳动力，但是这个必要性并不意味着那个出售就已经现实地发生了”。术语“工人阶级”清楚地包括了所有工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开放性地明确包含失业者和贫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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