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5月17日的首次罢工是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进行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工人说服他们的同事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不要回去工作”(Beja2012：5)。而罢工者是奎(Qui2009)所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网络协会”的一部分人，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他们习惯了手机、在线游戏和网络咖啡店，并通过QQ即时信息服务和其他社交网络与朋友保持联系。在罢工的情况下，这导致了高度的“传染”(Beja2012：5)，互联网、微博(中国的推特)和短信的交流弥补了组织资源的缺失(Beja2012：5)。工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起关于罢工的讨论和信息交流，“使用QQ帐号向新闻工作者、律师和人权组织传播信息”(Beja2012：5—6)。所有这些行为都为汽车工厂和其他行业的一连串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随着这些罢工的发展，富士康深圳工厂发生了工人自杀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生产苹果和其他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深圳工厂规模庞大，员工超过23万人。它的特点是独断的、“军事化”管理风格，高速的及高强度的劳动，高风险的机械、有毒材料，对工人的身体搜查及对“违规”的严厉惩罚，并且它还有将拥有共同背景的员工分隔开的拥挤的公司宿舍。(Friends of Gongchao2013a)
在富士康，数字媒体和手机也很重要，它们既能在庞大的工厂内传播自杀的消息—产生致命的传染效应—又能将自杀消息传播给中外媒体。富士康的工人成了全天候新闻报道的对象，《纽约时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史蒂夫·乔布斯就因其公司与富士康的关系而受到了广泛谴责。然而，这一过程随后因迈克·黛西(MikeDaisy)在广播中对富士康工人的困境进行了不准确的自我放纵般夸张的报道而遭遇惨败。部分是由于国际丑闻，抗议自杀导致了加薪。但这也导致了一个怪诞的公共关系，他们在深圳工厂举办了一场狂欢派对，以向世界保证一切都很好：身穿啦啦队队服的员工高举着巨大的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的海报，上面写着“爱我，爱你，爱郭台铭”。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所赢得的媒体关注程度是非同寻常的。这些年轻死者的悲怆；被这家公司间接地传播的苹果的品牌名声;已建立的反血汗工厂网络的存在；或许这甚至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工业力量崛起的愤怒反应中的一种微妙的恐华情绪—所有这些因素致使富士康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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