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正如贾斯珀·伯纳斯(JasperBernes)在2013年的《控制论物流系统》一书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关于资本开发的生产力是否可以被共产主义项目采用的问题，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左翼辩论。列宁著名的“苏维埃十电气化”公式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重新分配，但更多的非正统的说法表明，资本包容的技术是一个有毒的圣杯，它被植入了抽象和命令的逻辑，以至于需要被彻底废除。在这场辩论中，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思想家各站一边，拉涅罗·潘齐耶里(Panzieri1980)代表了一种坚定的观点，即机器体现了资本的计划，而奈格里，曾经是拒绝和破坏的支持者，现在也是数字再分配最雄辩的支持者。
这些问题与最近出现的“加速主义”关系重大。“加速主义”是一项明确地将土地的“控制论”划拨的提案。“加速主义”的宣言拒绝了当前的“新原始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即“地方主义的民间政治、直接行动和无情的水平主义”。然而，“加速主义”也驳斥了兰德的预言，即“人类最终会被抛弃，成为抽象行星智慧的累赘”。相反，它明确宣称“普罗米修斯式的左翼政治”，“在抽象、复杂、全球化和技术的现代性中游刃有余”。它寻求“保护晚期资本主义的收益，同时超越其价值体系、治理结构和大众病态所允许的范围”，找到一种“速度”，它不仅是单向的—“脑死亡”—也是“导航性的”，朝着高科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Williams and Srnicek2013)
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早期的左控制论实验，比如“网络系统项目”，这是20世纪70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在左翼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的帮助下，试图建立一个计算机经济协调系统(Medina2011)。但是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变扼杀了这一实验。然而，皮诺切特将军的例子表明，“尽管当前的全球平台大多偏向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而且将被重新编程，并重新格式化，以达到后资本主义的目的”(Williams andSrnice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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