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网络左派”(Wolfson2014)发起的反峰会抗议的数字化组织，既对立又类似于网络泡沫的乐观主义。它的实验是由“工人主义”(见第二章)建立的关于斗争循环的控制论版本的实验，创造了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2000)和本书作者的《赛博马克思》(1999)的时刻。多年来，随着西雅图、哥德堡和热那亚的暴力示威游行，反全球主义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加剧。很难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反恐战争的中断，究竟是阻止了这场运动的激进化，还是使其免于在内部矛盾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可以肯定的是，尽管2005年在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和2007年在罗斯托克(Rostock)的反峰会动员仍在继续，但2003年世界范围内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却以失败告终。
反全球主义与中国几乎没有联系。在领导层层面，世界社会论坛将北美和拉丁美洲、欧洲、印度以及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活动人士联系起来。但事实证明，资本全球主义最重要的轴心在很大程度上不在其轨道之内。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反血汗工厂”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在反全球主义中进进出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以学生为基础的“逆向供应链”的政治伦理尝试，将全球南部的剥削与全球北部的消费联系起来。它致力于向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改善工作和环境条件。“反血汗工厂”运动在服装业尤其盛行(Ross1997)，最终也延伸到了计算机制造领域，主要是通过国际“清洁电子”运动(Smith等人2006)。
针对富士康、三星和其他电子公司的此类活动，为从中国到北美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传递。但是它们通常受其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为准则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供应链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给了这些代码大量的机会，使其即使在被采纳后仍然无法执行。还因为，正如基德(Kidd2012b)观察到的，“监控和行为准则减轻地方当局的压力，建立和执行劳动法规；实际上，这有助于将劳工法私有化，并增加企业权力”。最终，供应链改革的战略压制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们必须为了工作而相互竞争，无产者必须廉价出售自已以获得工资。因此，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供应链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Friends of Gongchao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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