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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SIM卡电话不同，智能手机一旦销售给有钱的消费者们，就需要提供后续服务，“负责接入的电信公司…提供可访问性、响应性和个性化的关注，但这种承诺的实现成本很高”(Brophy anddePeuter2014)。解决方案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行业所采用的方案相同呼叫中心”。电信公司和金融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叫中心雇主。呼叫中心做的是沟通资本主义和高价值客户部门之间的“接口”工作，呼叫中心的员工“处理账单投诉，解决技术故障，销售服务，并收取逾期账款”(Brophy and de Peuter2014)。
在全球北部，作为数字新经济的一部分，呼叫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激增，随之而来的是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即学生)和灵活的工作时间(Friends of Kolinko2012)的鼓励言论。将后工业办公环境与流水线技术相结合，呼叫中心的工作既是技术仲裁，也包括处理电脑编排的呼叫系统和客户的愤怒，练习诸如“带着声音微笑”之类的技术，因而也有“情感”。同时接受如“情感检测器”等先进监视技术的监控(Poster2011)。这些条件导致了劳动和管理之间的冲突，正如布罗菲和德珀特所写，“发生这些冲突的地区……是全球性的，公司寻求……让不同国家的员工相互竞争”(2014)。
在2000年新经济崩溃后，欧洲和北美的呼叫中心工作经常被派往亚洲，以削减成本，避免劳资冲突。印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地，它的呼叫中心构成了“闪亮”IT行业的第二梯队—虽然不像编程那么高薪，但因其工资仍被视为“中产阶级”，而且与编程不同，它除了对男性，对女性也相对开放。在德里以南的工业郊区古尔冈，处理欧美大型企业工作的呼叫中心与丰田汽车工厂、本田摩托车工厂和服装血汗工厂并存。有些公司规模庞大，员工多达2000人以上，还有一些在“只有六个人在线工作的隐藏密室里”(Friends of Kolinko 2012)。
工人从学生或毕业生中招募，接受跨国家多语言，并受过口音训练。一般50个小时的夜晚轮班制，他们能挣到12000到14000卢比—是非技术建筑工人的10倍多，是服务工人的3—4倍，比汽车工厂的高级固定雇员还多：
第六章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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