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剥夺式的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也向我们的分析提出了挑战。正如我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限度》并没有就资本主义国家给出一种具体的理论，尽管国家的参与在整个文本中无处不在。我之所以留下这项“未竟的事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不愿意涉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辩论，这场激烈的、令人畏惧的、内容广泛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十分盛行。现在看来，那场辩论多半已是明日黄花（passé)，尽管它所提出的问题仍I旧具有关键意义。它已经被一场内容更加广泛的辩论所取代了除了杰索普（Jessop）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只扮演了被压制的角色]：如何理解当代国家及其权力。人们似乎只有一点共识，即国家的含义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而且这场转变的主要推动者是某种所谓的“全球化”（不论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左翼和右翼现在都有一些人宣称国家无关紧要，一些反抗性的社会运动也公开怀疑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具有怎样的价值。我在这里决不可能探讨这些复杂的论述。但我站在另一边，即把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矛盾辩证法和矛盾动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同时我也愿意承认，国家权力的结构已经变得与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结构相当不同了。各个空间级别（从本地到全球）上的“如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现在起到了关键的协调作用。相当不同的国家形式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发展型的（developmental)、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在当代国家体系中不安定地共存。但在这一点上，《限度》同样有一些有趣的，尽管并不完整的说法，原因不仅在于它指明了资本积累如何必然会产生并转化各种空间性和领土结构（由此证明了就算国家之类的东西不存在，资本家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而且在于它所突出的一些要点适合于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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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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