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讲，如果固定资本规模很大，寿命很长，而且与生产只具有间接的关系，那么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会愈发突出“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34（《大纲》，第707页）。那么，这些剩余的产品和劳动力最初是如何被获取、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
首先，这些剩余可以通过直接的强占和原始积累来获取。例如，一旦从农民人口中形成了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创造必要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爱尔兰人成了世界的铁路苦力和建筑工人，特别是在土豆大饥荒最终迫使他们离开土地之后—这场饥荒本身就是爱尔兰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渗透的产物。即使一些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最初不是由其他资本家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强占或改建来取得这些使用价值。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只要简单地改变现存事物的用法，就有可能创造固定资本。资本家可以从工匠和劳动者那里强占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他们也可以夺取消费品，把它们投入生产性的用途。例如在“外包”（puttingout）体系中，织工的茅舍原本一直是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却逐渐发挥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23页)。当主要为了消费而建造的运输系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同生产相关的活动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丝毫不用干涉流动资本。然而，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形成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预先存在的条件—毕竟，资本“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35（《大纲》，第675页）。例如，18世纪的英国拥有巨大的物质资产储备（也许是尼日利亚目前所拥有的资产的两到三倍)，而且这些使用价值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固定资本，所需的成本极少，甚至没有。通过把旧的建筑物（磨坊、谷仓、房屋、运输系统等等）投入新的、生产性的用途，早期的产业家取得了许多固定资本。固定资本的形成速度从来没有比国民产出的5%或6%高出很多；相比之下，若要启动资本积累，通常认为12%以上的速度是必不可少的。①由于马克思的界定是流变的，所以英国这个反常情况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引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道路—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强占、改建和原始积累都提供了固定资本，而没有从流动资本中挪走任何东西。这些特征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具有某种重要性例如，非洲的移民在法国的建设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南欧人对大半个西欧来说也是如此。但若技术变革要起到恰当的作用，资本主义就必须在自己的范围内发展出生产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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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一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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