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谈论可能性是一回事，指明达到平均化的必然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发现利润平均化的秘密和当代竞争形式的秘密，我们就必须穿透现代管理结构的迷宫正如马克思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深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以便让]赚钱的秘密暴露出来”16（《资本论》第1卷，第176页）。
钱德勒是少数有实力进入这片困难的领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发现十分有趣。从我们目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资本集中的运动从外面看上去是平稳的、仿佛不可逆转的，在内部却与管理结构的持续的、受控制的分散相伴随。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与集中相反的分散运动的秘密这种运动防止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过度集中而崩溃。一种关于均衡组织的观念变得触手可及了—达到这种均衡的方式是让排斥的、导致分散的力量与集中的力量相互平衡。但这个观念现在是通过把竞争内化到一个公司内部来表达的，这个公司在世界面前呈现为一头集中的、垄断的怪物。
历史证据并非不符合这样一个论点。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回应一些特定种类的问题—之前一个时期的集中的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公司的内部逐渐出现了分散的、多部门的结构。正如钱德勒所说：“现有的管理结构受到了越来越难以容忍的重压，而领土的扩张和产品的多样化—后者的意义要大得多——带来了多部门的组织形式。”通用汽车在1921—1922年的危机期间实行的结构性的重组创造了一种分散的组织：它“不仅帮助通用汽车赢得了美国汽车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帮助它成功地扩张并管理了海外的制造和营销活动。进一步讲，由于这种管理结构，它才能够卓越地执行一项宽广的多样化战略，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汽车市场滑坡之后的几年里制造并出售所有类型的引擎和使用引擎的产品”。竞争很快迫使其他汽车公司相继效仿，尽管只有很有限的几种竞争才能在寡占的市场中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分散的、多部门的公司结构就在全世界通行了。①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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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从帕卢瓦（Palloix)(1971；1973）的著作中可以得出的原则性结论：亦见雷迪斯（Radice)(1975）编辑的文选。尽管在巴兰与斯威齐以及与他们对立的布雷弗曼之间充满了分歧（第244页注①)，帕卢瓦却反倒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其一是上面所想象的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中的不断渗透，其二是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不断渗透（见帕卢瓦，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