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派系、阶级格局和阶级联盟，以及资本流通本身的新渠道。
这一切与资本主义的必要演化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信用体系的权力倘若被发动为一种对生产中的不均衡加以抵消的力量，就必须同样转化为阶级权力的一种毫不含糊的工具—这不是说它会落到资本家的这个派系或那个派系手中，而是说运用它的方式必须能确保资本在积累中的再生产。于是，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是由中央银行和国家机器的诸多其他分支来执行的—承担了这个重任，即确保资本的再生产。在捍卫本国货币的品质时，诉诸国家机器的其他方面，而不是仅仅依靠中央银行是有好处的：这种做法有能力从结构上把信用体系内部各种各样的市场信号和力量转换成一种与生产中的不均衡相抗衡的力量，以此来回应这种不均衡。我们在第4节看到了这如何能把危机的直接表达从商品的价值丧失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丧失。“第二块”危机理论必须主动包含这种可能性。
然而，尽管国家的政策目标也许是毫不含糊的，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却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通货膨胀并没有在生产中完成所需要的结构转换，还以一些重要的方式使积累周期的结局发生了偏差，从而在长期不太可能弥补生产中的不均衡。于是，国家的政策目标必须是对结构转换进行组织，即对一场它希望可以受到控制的危机进行组织。这样一种策略会遇到两道障碍。第一，阶级斗争(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而且存在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诸多派系之间)逐渐被内化到了国家机器当中，带来了各式各样无法预料的后果。第二，经验表明，控制的程度与企业的成就成反比。要使资本主义演化出新的形式，官僚化的创新和结构转换相对于“自由市场”版本的创新和结构转换就是一种比较不活泼、比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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