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本的价值向最终产品转移的速度最初被看作一个仅仅与生产相关的问题，但对它的分析却明显无法独立于市场竞争的寒风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在规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含义时已经遇到了一个与此平行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撞上同一个问题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固定资本在决定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遇到的规则是：固定资本在生产和公司的范围内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公司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实现利润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能提出一种在这些情况下探讨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需要在生产过程与交换过程之间—它们既是分离的，却又是相关的——建立某种桥梁。
要解决这些困难，最容易的办法是把固定资本的流通当作联合生产的一种特例。在每个生产期间开始时，资本家都会预付一定的价值总量来购买劳动力、原材料和劳动工具。在这个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拥有的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和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而后者体现在一台机器中，这台机器可以再次得到使用，也可以被置换乃至被出售给别人。固定资本剩下的价值量被当作生产过程的产出品之一。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冯·诺伊曼、斯拉法、斯蒂德曼和森岛等作者手中是卓有成效的。最后这位作者证明了这个技巧可以被用来确定机器在经济上的使用期限，即提供一条“经济准则，使企业家可以决定不再使用〔一台]特定年龄的〔机器]”，并提供一种使价值的转移与重置成本达成一致的方法。①十分有趣的是，要分析生产中运用的资本，而且这种生产会花费不同的时间期限来生产不同的物品，相关的分析技巧正是马克思本人开创的—斯拉法和森岛都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一点。有迹象表明，马克思把对联合产品的分析看作一条出路，想由此走出他的价值转移的直线模型所带来的两难。（《资本论》第2卷，第153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391页）。他只是未能把这种可能性坚持到底（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因而未能攻克这个问题—后来它成了经济理论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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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相当难以预料的：竞争、对利润的不懈寻求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从中孕育出了技术变革戏剧性的步伐—如狂风一般把机器的使用期限吹得摇曳不定。对价值转移的分析一开始仿佛有一个坚固的物质基础，却被社会过程转化成了一片不确定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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