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要考察产业后备军的起伏不定与固定资本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但不考虑任何“原始积累”或对人口中的“潜在”部门的发动。在这样的状况下，相对过剩人口主要是技术变革的产物，因为技术变革会制造失业。但是技术变革通常要求形成固定资本。后者则要求预先形成产业后备军。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节奏以及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的能力似乎是由相互矛盾的情况来调节的。将产业后备军生产出来的过程本身也会吸收产业后备军。这个矛盾一般是通过两个阶段来表达的：首先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然后是广泛的失业和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的停滞。然而，我们若要完整地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必须考察剩余产品又是如何产生、如何被吸收的。
比如说，与过度积累相联系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劳动力的剩余并不能即刻从消费品工业（衣物、鞋子等等）调换到固定资本项目的生产（如机器、铁路）当中。若要强行推动这样一种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通常就需要一场危机马克思实际上认为，“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些投资打下了“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38（《资本论》第2卷，第186页)。假如这样的调换可以即刻完成，也不产生成本，那么过度积累的问题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丧失问题就完全可以通过固定资本的形成来解决了。那样的话，这种调换的唯一界限就是把固定资本投资的价值实现出来的能力。由于固定资本的运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长期来看，从流动资本到固定资本的调换只会加深过度积累的问题。一部分固定资本会由于过度积累而受到处罚即被迫闲置因而固定资本本身会经历价值丧失。过度积累问题的这个短期解决方案会加深长期的困难，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周期性的价值丧失这个普遍的负担推给固定资本。唯一的不同在于，危机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的时机和节奏现在会深入地受到固定资本本身的周转过程的影响。
第8章一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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