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金融资本的兴起（这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就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引起了国家的干涉。国家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为了回应金融资本的要求而打造的—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了资本输出而非商品出口上面。国家之间的关系（竞争、贸易保护、统治和依赖）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化成了世界舞台上充满冲突的不平均发展。这些矛盾的表达方式现在是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金融寡头与“其余的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的不平衡。它们都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
希法亭（1970版，第17章）在这里诉诸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个特定版本。他认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动会扭曲价格信号，还会产生许多不平衡，例如在部类之间（两个部类所生产的是生产资料与工资品）、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卡特尔和垄断可以控制技术变革的步伐，也可以控制价格，但这不过是加深了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价格扭曲—“卡特尔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价格调节中的干扰，这些干扰最终导致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7（希法亭，1970版，第401页）简言之，卡特尔无法扫除危机。信用体系即使完全处在金融寡头的统治之下，也同样会失灵，因为利率归根到底必须用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来解释，而不是用前者去解释后者。任何打造信用货币的尝试—以求使这个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体系保持稳定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希法亭随后提到了马克思的一个看法，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体系在危机的进程中必定要回到它的“货币基础”，要扔掉在繁荣的阶段取得的大量虚拟资本（1970版，第372页）。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的关系都被看作这些推动危机形成的基本倾向的特殊表达，并且是由金融资本的寡头性质来规定的。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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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资本形式的投机必然会起到关键作用。金融寡头的兴起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改变了阶级斗争的维度。希法亭假定国家成了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并且金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是作为一国的资本来运行的。由此，他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对帝国主义及其矛盾的解释。他的论证是以如下方式串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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