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资本主义之下的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和对租金的占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论述了。不仅对租金的占有具有社会必要性，而且土地所有者肯定必须在追求租金的提升时起到主动的作用。这种行为并没有任何前后矛盾，条件当然是土地仅仅被当作一种金融资产，一种向所有投资者开放的虚拟资本的形式。生息资本越是自由地在土地上游荡，寻找可以占有的未来地租的所有权证书，就越是可以良好地完成它的协调作用。
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土地市场越是开放，剩余的货币资本就越会不顾一切地筑起堆积如山的债权，并试图通过对土地上的生产本身进行掠夺和毁灭来实现自己过多的期望。对占有的投资—这对于上述协调职能的发挥是极为必要的—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和可能十分严重的扭曲的根源。对土地的投机对于资本主义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投机泛滥会周期性地成为毁灭资本本身的泥沼。
如果我们研究空间组织的问题—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个话题也从他的理论眼界中排除出去，仅仅把它作为一项外围的关注—这些协调的力量连同它们的消极后果所具有的意义就特别明显了。土地市场塑造了资本在土地上的配置，从而塑造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结构、空间中的技术分工、再生产的社会经济空间等等。诸多经济主体都可以回应由土地的价格所形成的信号。土地市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联系到竞争推动了地理结构的合理化。
进一步讲，土地所有者在地理结构的形成和转换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动的作用—条件当然是他们要将土地当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让我们考察一下交通的联络。使这些联络革命化的刺激源自一种需要：减少商品的流通时间，在地理上对市场加以延伸，以便制造一种可能性，即让原材料的投入变得廉价，使实现的基础得到扩大，并同时加快资本的周转时间。如果租金取决于相对区位，而且相对区位很可能由于交通的改善而发生转化，那么对运输的投资很可能就会提升相邻地区的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很可能会因此而获利（或亏损）。他们对交通的投资所在的地点和时间拥有相当保险的利益。他们甚至也许会愿意在蒙受损失的情况下推进这种投资（但是最好还是使用别人的货币，或者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以便从地租的提升中获益。这个诡计在相对较早的时候就被英国的土地利益集团学会了，而且自那以来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侧面。
联系到社会要求来调整—在当前的情形中，社会要求就是资本积累。
第11章一租金理论
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