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栋关于“个体化”的著作将这种进路带到了极端。他认为，社会对世界施加遵从和纯粹的功利关系。①技术人员可以在其技术活动中获得可靠性，但前提是忽视社会的及其功利主义观点。帕斯卡·查博特(Pascal Chabot)在西蒙栋对儒勒·凡尔纳的赞誉中发现了这种浪漫观念的起源。②在结束语中，西蒙栋主张技术对社会的绝对自主权，并声称其发展规范纯粹是内在的。
为了说明西蒙栋的论证，查博特提供了关于规模的例子。每种特定的技术都有其内在发展趋向的理想规模。③毫无疑问，这一概念是有道理的，发电厂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们实现了规模经济，而电子产品则适合小型化。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型化(bigness)与美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小型化则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社会并不仅仅因为有一个技术理由而取消。相反，社会理由解释了其余的意外情况(remaining contingencies)，如特定的设计选择以及创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这样做时，它揭示了似乎纯粹是技术上所考虑的社会意义。
让-休斯·巴泰勒米对把西蒙栋解释为决定论者持有异议。西蒙栋将技术的历史与其“起源”区分开来，将其理解为一种内部的技术逻辑。虽然发展阶段遵循这一逻辑，但它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决定社会生活的形态。①西蒙栋写道：“当社会过滤器(socialfiler)让它通过时，发明就会介入。”②技术进步的道路要么被社会抑制，要么被社会允许，而不是其自身决定社会。然而，对西蒙栋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似乎适用。至少在他的大多数文本中，技术发展的引擎是在技术中而不是在社会中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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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Simondon,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262- 263.
② Pascal Chabot, La Philosophie de Simondon (Paris: Vrin, 2003) , 118.
③Ibid. ,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