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由西蒙栋和建构主义所构成的难题在于取消这两个悬置，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技术与社会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找到这两条进路独立聚焦的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这就要求对显然不相容的理论功能的(隐喻的)具体化—因此，本章的标题表明了我的论点的递归性质。我的目标是在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中“具体化”，在功能上与在西蒙栋和STS的行动者中不同的具体化概念。将行动者概念和具体化理论相联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更有力的理论，它既考虑到发展的内部技术层面，也考虑到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在塑造设计方面的作用。
行动者处于设计的背后，这种想法意味着技术发展的进程是非充分决定的。如果多个可能的具体化可以回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的话，这与西蒙栋的理论是一致的。然后，技术设计将取决于行动者之间冲突的结果，无论最终谁获胜，都可以实现具体化。在这种建构主义的表述中，具体化的潜在多样化(variety)与社会的多样性(diversity)相对应。它不仅指技术改进，也指技术在多重立场和愿望的交汇点上的定位。通过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将许多功能结合在一起，具体化的创新提供的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它们把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人造物或人造物的系统周围。
具体化建立起了在单个对象中实现各种需求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这一对象跨越不同社会群体的界限，每个群体根据自己对自身需求的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在环保主义者和工业界代表之间的斗争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这种实现了的“边界对象”。①它们使工业界有可能找到一条满足环保主义者要求的新的发展轨迹。具体化的进步(concretizingadvances)在实践中反驳了所谓的事实和价值的对抗—理性成就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对抗证明了技术官僚抵制变革的正当性。对这些进步的确认验证了民主的技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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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