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卢卡奇指出的，主体并不会努力创造某些新东西，而是根据对象是什么、会成为什么而持有一个立场，该立场打开其有用的潜能。这是个操纵性态度，即通过理解对象的性质、对象运动的“定律”来试图控制它。
主体通过组合在环境中找到的资源来设计人造物和体系。设计工作超越了只定位于这样的创新：只对规定新的行动模式的那些资源进行新的配置。
与这些因果相关的功能性联系的是技术行为的另外三种文化特征：身份认同、发起能力和预感。技术主体通过实践获取其身份认同。比如，他可被描述成为某种特定种类的使用者，就像我们称参与驾驶活动的人为司机。在广泛并长期的技术工作领域中，职业身份会通过不断重复的功能性参与而建立起来。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都认为身份认同密切联系着技术主体与对象。
在所有例子里，对职业行为特别重要的是，技术主体受对未来预感的指引，具有某种自由或发起能力，能够发现物质的潜能。发起能力的范围在诸多例子中会有所不同，但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技术关系的特征。最低限度上，发起能力可被设计一个对象所能具有的行动范围来定义。但它可超出普通范围，激发新的设计。这既是设计工作又是使用者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再发明的基础。
设计要求指向未来的方向，一种预感姿态。因此技术与时代中的主体通过某种特定关系紧密相连。这个关系在作为未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是明晰的。但它必须要在社会域境中更为一般化才能涉及技术本身。通过技术行动一些新事物开始存在，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将自身投射到未来。①创新性的发起能力概念也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那里出现，尽管该概念局限于与真实性和革命概念的关联上，而该关联具有存在和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应用。
第六章批判建构主义中的功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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