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马尔库塞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在建构主义之前很久，他已经处理了技术中立和决定论的概念。但他的论述是在政治末世论的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技术会打破统治的连续性，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尔库塞的论点不仅缺失研究现存技术的方法，且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技术政治问题。而后者有其充分的理由：直到他生命行将终结，环保主义开始成为抗争某种技术后果的主题之前，这种政治并不存在。但到那时，由于他的论点与无望的革命希望联系太紧密，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政治的气候下走向式微。
今天，技术政治已经变得平常，而马尔库塞的理论也可以用不那么夸张的工具化理论的术语加以重新表述。与马尔库塞的“双向度”本体论一样，工具化理论也是基于理性的规范性特征。在此立场下，主体的理性实际上非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且在被迫适应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生活事实”的情况下，它一直就充斥着价值。这些“事实”已经体现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客体的理性不再建基于世界观，而基于对逐渐改变的真正可能性的理性反思之上的历史斗争。
马尔库塞非同寻常的预见的确值得关注，但如果它们要在今天令人心悦诚服，还必须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起点加以重构。在本章中，我将建立工具化理论，进而据此提出一种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动态概念。工具化理论的提出起初是为了从功能性的双重性质出发展开设计分析。在此，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以解释在对人造物和制度的重新设计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公众抗争每每以戏剧性的方式引人注目和令人改变态度，但为了影响设计过程，还必须与专家展开对话。若要产生影响，对话必须在对理性的现代理解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由此，抗争的合理性问题可归结为康德所称的“公共理性”在技术体系这一新的域境下的运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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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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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u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