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干预而重新激活。
这些原则的地方性版本不同于充满了明确规范性内容的精致的专家版本。它们属于福柯所谓的“被征服的知识”，可以批判地引用，以实现健康和正义之类的潜在可能性。因此，理性是矛盾的，不仅是技术工作的基础，还可以为规范性批判提供依据。这些非科学的判断有助于理解我所称的“合理的”技术体系，这个术语的常识性含义就是通过某种谨慎的思考，而不是在学科传统中展开系统的阐述。
例如，一致性等标准跨越了专家和参与者之间的界线，即使对它们的调用各不相同。技术人造物或体系建设中的资源关联依赖于从技术意义上寻求一致性，但在用户或受害者眼中，其结果可能具有缺陷。对技术专家而言，一致性具有纯技术含义，但在生活世界中，同样的概念也起着规范作用。例如，要求一律平等地对待男和女、同性恋、黑人和白人。在生活世界与现有技术不一致的地方，社会理性的双重方面促使技术发生变革。①
这种配置类似于雅克·朗西埃从1833年巴黎纺织工人运动的例子中得出的解放性斗争的概念。②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主之间的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但工人并没有把平等斥为幻想，而是要求予以实现。朗西埃以三段论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要求—大前提：《1830年宪章》保证平等；小前提：工厂主对我们没有平等相待；结论：因此，工厂主违反了《宪章》。①这种推理不会导致玩世不恭，而是要求使结论符合大前提。这种情况被视为一个物质化的错误，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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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行动的一致性之类的逻辑范畴之间的关系，参见Roy Edgley，Reasonin Theoryand Practic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9) , 112 - 113。
② Jacques Ranciere, Aux Bords du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8) ,84 -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