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情形中，创新超越了现有的规范性限制，构成了道德上的进步。在此，我们所说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而且是人类状况的改善。创新与稳定性相关，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被视为更令人满意或更差强人意。溯因法的跳跃不是形式理性的，但被认为是理性思维的本质。专业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够运用溯因改变技术环境。
溯因作为创新变革的关键，需要做出进一步解释。皮尔士介绍了这个术语表示在探究中出现新思想的过程。他以如下方式描绘了溯因逻辑的特征：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事实C。
但是，如果A是真的，C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怀疑A是真的。①
总而言之，一个新观点是由一个不符合既定理论的观察所触发的。
描述确定状态与首创性、平常与创新在用法上的关系的实际关联可以形式化表示如下：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特征 $\mathrm { C } _ { \circ }$
但是，如果A被设计/执行，C将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设计/执行A。
在这个版本的原理中，可以发现技术可提供一种意想不到的能力，它可以激发新的设计或实践，而不是新的想法。在一本具有海德格尔式启示风格的标题为《披露新世界》(DisclosingNewWorlds)的书中，查尔斯·斯宾诺莎(CharlesSpinosa)、费尔南多·福罗雷斯(Fernando Flores)和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对我所称的溯因的实践推理的几种类型进行了描述。他们发展出一种“历史制造”(history-making)的理论，探讨了具有新思想和实践的能动者如何干预世界。这些能动者以三种基本方式行事：“阐明”，寻找传统价值观的新应用领域；“交叉使用”，在一个生活领域采取另一个领域中的实际做法；以及“重新配置”，将边缘性的实践从边缘带到生活方式的中心。作者提供了几个技术示例。他们提到吉列公司推出的可丢弃的剃须刀就是一种边缘性日常实践的重新设计，还论及抛弃型物品的使用，以及肯尼迪决定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决定阐明了美国在一个新领域的先驱价值。①
第七章 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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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 Hartshorne, P. Weiss, and A.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