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作为批判理论家，艾伦必须拒绝这个结论。她要辩护的观念是，通过适应合理性规范的改革，进步可以局部地实现。尽管她只讨论了社会性别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她可以将各种进步运动所实现的有价值的改革纳入其中，诸如环保主义、工人权利运动、残疾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保护隐私言论自由、抗议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等。
在性别抗争的例子中，两种形式的权力都有所牵涉，但在其他许多情况中主要挑战的则是技术体系的非个人力量。从这些运动的立场来看，权力的本质不容混淆。例如，就环保主义而言，这与环境问题的责任有关。假如环境问题被归结为有权势的个人的恶意，或者更糟糕的是消费者的错误决定，那么技术的作用就会降到最低。在现实中，技术是罪魁祸首，在不改变它的前提下，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进步。①由于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工人按照技术规训行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人员或态度的改变。正是这些规训将技术的非个人力量转换成符合支配性(霸权性)社会需求的法则。倘若这些问题不能在这个层次上得到处理，它们便无法得以解决。恰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两种权力形式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
导致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力量是不可见的。行使技术统治的权力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下，这使其倾向于自然化首先，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可取的，其次，它只能沿着既定的发展轨迹发生。重要的是，第二个假设倾向于反馈到第一个假设，即从技术的潜力出发界定其进步的规范。近来最恶名昭彰的案例关乎到隐私：由于隐私在社交网络上经常遭到侵犯，我们被告知透明是进步的。这种假定的进步事例令人鼓舞之处，显然是技术发展而非衰退的一种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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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这是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 The Closing Circle(New York:Bantam，1971)结尾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今天他曾经备受争议的立场现在已成为常识，他的贡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参见Feenberg，QuestioningTechnology，cha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