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化可以支持一种进步的观念，即将进步视为局部的、域境约束下的技术与规范相结合的现象。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的是，民主地扩大接近技术进步的获益面，同时保护人们免受其危害。在一个几乎所有意义重大的活动都是由技术体系调节的社会中，这种技术进步涵盖了社会伦理的很大一部分。就像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学生所发现的那样，即使看起来与技术相去甚远的问题，结果也会在某种技术问题上受到影响。
不确定性、形式偏向和具体化等概念说明了对技术体系的公共干预何以能够是民主的、技术上成功的和进步性的。民主诉求和技术合理性在公共领域中相遇。这种文化际的交会像任何国家和宗教之间的相遇一样复杂。它揭示了在“理性的空间”中日常的合理性与其在技术规训中的精细表达之间的鸿沟。
这一鸿沟逐渐颠覆了有关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共识。既然功能形式与活生生的人的内涵之间的冲突所揭示的现实，不能以传统的有效的世界观来表征，就必须找到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其他方法。在十九世纪，技术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专家的无可辩驳的干预而免于公开的讨论。以产权和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之名压制异见人士，在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中取得了共识。
20世纪出现了影响公众角色的相互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有效地将问题框架化和推行官方政策所喜好的观念颠覆了传统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家权威受到挑战，技术体系问题进入了公共领域，在那里它们经受了公众辩论的惊人复苏。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的涌现削弱了大众媒体，从而在技术网络中，特别是在其外行和专家成员之间开拓了民主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结论：进步的问题
291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