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理论不是通过攻击科学而是通过解构人们在其中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客体的科学来强调统治的合理形式。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医学的和管理的科学深深地嵌入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它们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文化体系的权威，但不是以习惯信仰的形式。毋宁说，是通过它们历史的相关的“真理”，在诸如监狱和医院之类的制度中的实际实现，来获得的，而监狱和医院作为一种第二自然被置于批判之外。破坏它们对认知纯洁性的主张既提供了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指导线索，也为知识领域新形式的政治抵抗提供了理论支持。
概而言之，“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事情。”②技术规训，例如，犯罪学、精神病学和管理科学，伴随着禁闭和控制的制度出现。它们通过规训的程序再塑造它们的人类对象并由此创造了一个现代社会。后来的治理术理论将这条进路扩展到在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的域境中激励合作和生产行为的程序。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但福柯是批判韦伯的。福柯认为，合理性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合理性概念必须被分散化和域境化。和许多社会生活领域相对应，合理化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任务是理解合理的程序在每个领域内的运作，以及区分真伪的相关知识领域的构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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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NewYork：PantheonBooks，1977)，27-28。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
②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 - 1977, ed. C. Gordon, trans. C. Gordon, L. Marshall, J. Mepham, and K.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