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福柯都认为社会现实依赖于非个人的、无主体的阐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非个人的来源是资本主义体系。在福柯早期著作中，它呈现为理论范式的形式，在后来的著作中，当实践被包括进了他的谱系学，它便包含了权力技巧的无名扩散。控制性阐释的影响在构成社会世界的整个制度和知识形式中都可以追溯到。
然而，主体并未从场景中消失。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统治权力的运用“主体化”了。它塑造了可能也抵抗这个权力的生产性个体，他们将其个体性归功于这个权力。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运动归于类似的权力的“生产”效果，而福柯则提及由不同的制度所制造的抵抗，通过这些制度权力被分散了。这些抵抗的主体是“行动者”，这个术语在结构主义的STS的意义上被使用。在第二章中我将更具体地探讨这个关联的重要性。
对马克思的谱系学阐释也被其方法的另一个方面所支持，它预示着解释灵活性的结构主义概念，这也将在第二章中被讨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富有暗示性的一段中，他写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①这段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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