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相关的意义大为不同。①
马克思的基本洞见是有效的，这个洞见就是以下观点，即事物通过它们与体系、秩序和总体性的关系变成它们所是的样子，但是他唯独只将这个体系等同于经济。福柯将他的进路推广到所有类型(即文化体系)的社会意义上。马克思没有文化理论。后来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它，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体系。②文化意义属于生活方式，正如经济意义一样。它们不是独立于经济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跨领域中变得可见。
福柯与马克思最重要的区别与文化转向的结果有关。他指出，以知识为基础并嵌入技巧中的权力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所推翻。现代社会通过权力/知识的效应而存在，政府政策和人事的变化不会触动那些效应。可能发生的是更少或更多，但不会是这个变化。为了合并被底层等级所占有的被征服的知识，福柯赞成“权力关系的颠覆性重新编码”(recodification)，它构成科学的结构和方法的基础。③“抵制或反抗某种权力形式的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谴责暴力或批判某个制度，也不会满足于指责一般性的理性。必须被质疑的是危如累卵的合理性形式。”④目的不是取消权力，而是找到一种方式“使得这些权力游戏可以以最小的控制玩下去”。①
第一章 福柯之后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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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hap. 1.
②在福柯发展其理论的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思想家们为某种体系或结构可以为一种文化科学提供范式这一理念而着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是这一方法的最成功的提倡者。
③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123.
④Michel Foucault, "Onmes etSingulatim: 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in Michel Foucault: Power, ed. J. Faubion, trans. R.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也见 Carl Death, “Counter-Conducts: A Foucauldian Analysi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 9, no. 3, 235– 251, August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