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打破了这种合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一神论”并质疑韦伯的简单化及其在社会学传统中的后果。福柯关于现代生活的多重“编码”(encodings)概念建议我们应该在多元而非单一中谈论合理化。他认为技术或社会的发展没有前定的结果，被社会科学的确定性所封闭的未来将会重新打开。①
马克思预见了福柯的核心观点—即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一定将合理性包含在它的视野中。从福柯的立场看，工人运动仅仅是随着技术体系的兴起而更加一般化的合理性政治的最初例子。在马克思对官僚作用的批判中已经有线索了，但成熟的理论仅仅在20世纪才形成。一旦技术中介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更加大范围的斗争也就出现了，就像当代环境政治、医学政治和计算机化的政治一样清晰。②
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在特定的实践中构成了一个包含相互关联的制度、对象和个人的网络。参与这样的网络就是涉及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可能有时候会导致抵抗和反叛。参与者在减少参与负担时具有我所称为的“参与者利益”。这对马克思而言是明显的，他认为阶级利益的存在是由工厂劳动的条件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抵抗由工厂的剥削和暴君行为所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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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f Method," in The Foucault Ef 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and trans,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C.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78 – 79.
②我在我的几本书里面都列举了关于这种斗争的例子：论医学和计算机化，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5), chaps.5 and 7;论教育技术，Feenberg,Transforming Technology，chap. 5;论环境 主义, 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ha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