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提出的关于监狱条件的斗争是技术政治一般化的一个例子，它建立在技术规训的基础之上，超出了适合管理制度的技术领域。由犯罪学学科所决定和合法化的监狱体系的设计行为准则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批判对象。①类似的关于环境、医学、治安和城市规划的斗争在技术的设计和官僚化组织中显示了政治学的纠缠。关于政治学的定义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就像合理性牵涉进越来越多的争议事件一样。
关于技术体系的新政治学可以理解为关于设计行为准则的斗争。例如，互联网主要是被将其变为自由和公开交流手段的黑客和使用者所塑造。他们不断地干扰新兴模式，阻止技术的驯化(naturalizaiton)。流行的对商业策略的抵制仍然在保护这种卓越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环境运动对公众态度和工业技术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运动都更多地揭示了技术的社会偶然性。这些没有先例的斗争和创新证明发达社会的公民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技术命运方面的意志正在增长。②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斗争的效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它们对技术体系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前连续的技术进步，即从工业主义的起源到现在，似乎是无可置疑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知道它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有关。这种知识不仅是学院的而且延伸到广大公众。争论取代了确定性，把公共领域扩大到能容纳许多新的议题。我们只是处于由这个变化所许诺的转型的开端。虽然难以想象，把技术合理性看作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这却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和福柯为这个结果做了准备。他们逐渐削弱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确定性之一—进步的神话。改述弗洛伊德(Freud)的话，哪里有合理性，哪里就有政治。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对历史的控制”。这依然是需要我们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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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Angela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② Michel Callon,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trans. Graham Burchel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