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S出现之前，关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广泛而频繁的反思性理论强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它们试图根据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来理解现代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现代性的许多病症，尤其是人类能动性在技术化的社会中的衰落。它们的主题是为人所熟悉的：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暴政、知识代替智慧和信息代替知识、把社会看作是功能体系的综合体、现代生活的无意义性，以及人的过时，等等。在这些宏大的关切中，技术迷失了自己。
STS在取代研究实际技术的经验案例的较早进路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几乎没有人依靠芒福德或杜威、海德格尔或马尔库塞来获取关于技术的洞见。然而，当STS转向案例研究时，它失去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切。这一章和这个争论特别相关的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能动性和技术官僚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STS回避政治争论是因为韦博·比耶克(WiebeBijker)所说的“绕道进入学院”(detour into the academy),认为有必要把这一领域建立为一门社会科学。①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出了这种著名的绕道，但是，以它为标志的STS足以困扰了一些属于早期批评传统的人。兰登·维纳(Langdon Winner)在一篇有着令人瞩目的标题“打开黑匣子却发现它是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哲学”②的文章中替他们说话。我通过修正批判理论使其适应STS的方法论创新而做出了不同的回应。③与其呼吁STS接纳批判精神，我宁愿接受STS的反决定论和反实证主义，来支持建构主义的批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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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应该欢迎这个邀请吗？一位社会学家告诉我STS对哲学没有用。当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STS做出了同样的评价。我认为是时候忘掉学科边界管制而继续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讨论之一了。